张春、李志军:义和团运动切磋五十年述略pk10三

2019-10-05 23:58栏目:pk10三码必中冠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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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自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瓜分中国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民族解放运动。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全方位的侵略和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不间断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广泛地动员起来进行反对洋人洋教,反对侵略瓜分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正义斗争,才使之成为一场全民族要求解放的群众性运动。广大农民的参加加强了它的这一性质,因为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

总览五十年来的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一九六六年。在这阶段中,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深入发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八十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广漠的原野上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曾使全世界目瞪口呆。在中外反革命联合残酷绞杀义和团以后,帝国主义分子、清王朝、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从不同的角度以“排外”和“迷信”的“暴民运动”来解释这一页历史。尽管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以无比的义愤痛斥了帝国主义对义和团的血洗和污蔑,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这真理的声音被封锁在国境之外。

关于戊戌维新研究 在“文革”史学中,用列宁所批判的“改良主义”来评价戊戌维新,其当然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余地。而在史学反思中,黎澍指出,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企图依靠当时统治阶级的开明君主的支持,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表现了它的软弱性。但是这次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一次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一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救国途径,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但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①]

义和团运动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封建主义指的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所谓反封建,就是反对封建主义。义和团始终没有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也没有触及封建政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甚至连清王朝都不反对,当然也就不反对封建制度。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义和团在主观上不反对封建主义,但在客观上对封建统治也有所冲击。

第二阶段是一九六六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阶段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遭到了“四人帮”及其走卒的破坏。

一九四九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实践为近百年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历史作了总结。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清洗五十年来中外反动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罩在义和团头上的恶谥,义和团历史的研究进入了科学的新阶段。但是,正象三十年的中国历史是走着一条胜利而曲折的路一样,三十来的义和团研究也充满着胜利和曲折,其中既有丰硕的成果,也有沉痛的教训;既有闪闪发亮的科学珍珠,也有被学术谬说装饰着的政治毒箭。尽管学术并不等于政治,但义和团的研究却总是曲折地反映着政治斗争的风云而被歪曲着。

杨立强在《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关于戊戌变法评价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19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破土而起,到了八、九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一问世就在内外压迫的夹缝中挣扎,因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重重障碍。1895年后,终于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这是当时尚处于在野、无权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向内外反动势力争权利、求生存的斗争,也是以这个阶级作为首领的中华民族反对列强瓜分,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尝试。把这场运动的领导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视为“统治阶级”,势必混淆新兴与腐朽、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是不符合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实际的。杨文进而指出,不管有些维新志士曾经在某些场合表白无意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也不管他们当中某些人的主观意图如何,戊戌变法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用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封建制度的强烈愿望,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变法过程中尖锐、激烈的斗争昭示:它不是某些企图“补天”的封建文人一种矫揉造作的空言粉饰,而是一场真真实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变革运动。针对以往否定改良主义的种种指责,该文说,“人们公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不也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吗?不也是为了变革贫穷落后、受欺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这个旧事物的“质”,使中国能够走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吗?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殷红的鲜血,并不是用以涂抹封建庙堂的,而是浇灌了民族解放的鲜花。问题既然如此,却说他们不想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岂非自相矛盾?”该文最后评价道:戊戌变法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次勇敢的政治尝试。这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变革运动。首先,它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它冲破了清政府的例禁,初步争得了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再次,它促成了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所以说,“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进步的爱国的政治运动,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②]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革命运动,而不是一次农民战争。农民战争指的是农民阶级为了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而义和团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是合法团体,其领袖是清朝的皇室贵族;同时,义和团兴起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不具有产生旧式农民战争的历史条件。义和团运动不能称为农民战争,而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在此期间,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重新走上了健康合理的轨道。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约发表有关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论文近900篇,出版各种资料集、 专着论文集近四十种。在这些论着中,涉及的方面很多。本文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三十年的义和团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十多年间,是义和团研究深入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阶段,这一时期,史学界组织力量搜集、顿理和出版了有关义和团的大量原始资料,如《义和团》,《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二卷, 《庚子记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第二辑。此外,《山东近代史资料选辑》、《近代史资料》等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史料和图片。除了文献资料的整理外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如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开封师院、华南师院、四川大学等校的历史系及若干研究机关和文学工作者,分别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等地搜集了大量的有关义和团的实物资料、故事和诗歌。所有这一切,都为恢复义和团的本来面目提供了重要佐证。

左步青、章鸣九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历史环境角度,阐述戊戌维新的进步意义:19世纪末叶,中国的资本主义刚产生不久,民族资本还很微弱。1872年到1894年,中国还只有74个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1895年到1898年,新创办61个厂矿企业。这一百多个民族资本企业,无论与帝国主义的企业和官办企业比,或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经济比,都是小得可怜。与此相适应,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还不可能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的,主要是从地主阶级当中转化来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开明官吏。他们的思想武器是半中半西,既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又有从西方拿过来的还没有消化的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总之,这个阶级无论在经济、政治、思想上,都还是一个发展不充分、不成熟的阶级。但是,国际国内的政局却时不我待,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这个不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只得仓促上阵,这便是戊戌变法的阶级基础状况。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的不成熟,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这个阶级对工农群众抱着敌视的态度,这一切就决定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的第一次政治较量,必然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可见戊戌变法运动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历史状况和阶级力量状况所制约、所决定的。它不是在革命形势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偏偏不走革命道路,硬是坚持走改良的道路。而是在革命形势没有形成,革命要求未曾提出之前,所做的改良的尝试。这场改良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正因此,这次运动对封建制度触动的深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不仅为历史上封建制度自身发展过程中曾发生的某些变法和改革所不可比拟,而且也为农民起义所不能企及。关键就在于它虽然软弱,但终归是表达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他们指出,“这样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运动,应当怎样公正地评价呢?显然不能像戚本禹那样把它说成是一条反动的道路。它所起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它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启蒙作用是不能抹杀的。”[③]

我们所熟知的义和团口号是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具有坚定不移的反帝精神。主要是号召人民积极参与灭洋,避免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双面夹击,便于集中力量反对侵略势力。当然这个口号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它模糊了清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使得一些成员放松了对清政府的警惕,导致最后被清政府利用而惨遭失败。

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与此同时,我国一大批史学家投入了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范文澜同志的专着《中国近代史》、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翦伯赞、刘大年、黎澍等同志的文章,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的着作和文章,都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批判帝国主义、地主和资产阶级对义和团运动的污蔑歪曲的同时,科学地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义和团研究中的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观点基本上被廓清了,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恢复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李时岳则从中国近代一环扣一环的历史发展线索,来评价维新运动:

对于一些人认为的义和团运动存在着笼统排外,把运动的失败归于排外精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认识。排外精神是出于对侵略者的憎恨,是广大农民为解救民族危机挺身而起的正义反抗,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义和团运动失败是由于它本身的缺陷性,它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等。

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这一点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但是,近年来,史学界在具体问题上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并且在是否反封建,是否排外以及宗教迷信等问题上,分歧还很大。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是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走卒疯狂破坏的时期。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不仅是一根挥向刘少奇同志的黑棍子,把学术问题硬搞成政治问题;而且无限拔高了义和团的形象,是风行一时的影射史学的标本。这篇黑文,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为“造反”的狂热推波助澜,也把义和团的研究引入了歧途。以此为契机,报刊上出现了一片一味颁扬义和团的狂热。义和团自身的一些缺陷,如迷信蒙昧、笼统排外等等,都被涂以“爱国”和“造反”的玫瑰色受到了礼赞。

洋务运动破产之日,即维新运动兴起之时。

义和团运动中的宗教迷信色彩。义和团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在运动初期,义和团的宗教迷信对于吸纳群众,积聚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是这种迷信毕竟是不科学的,它在后来义和团发展过程中起了消极作用,它模糊了起义的本质和腐蚀了成员的战斗力,它宣传的刀枪不入给义和团造成很大伤亡。

1、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革命还是农民战争。建国以来, 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次“农民革命”。(注:刘大年: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1960年8月30日;)胡绳认为它是古代“农民革命、 农民战争的继续”,(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54页;)苑书义认为,根据“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劲军”的原理推定,这一次运动是“依靠农民群众掀起的反帝风暴,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注:苑书义: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1987年,第416页; )同时也是民族战争。(注:苑书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问题,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有的学者则认为,义和团运动不是农民战争,而是革命运动,(注:陈业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 990 年第五期;)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最高峰”。(注:张守常:中国近代农民革命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后来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异义,左步青、张鸣九等认为,义和团运动没有触动封建制度,也没有能够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它不是农民革命。(注:左步清、张鸣九:评戚成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廖一中则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但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但不是自觉的民族解放运动。”(注:廖一中: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5 月27日;)也有的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即便不能算是一场革命,至少可以当着是一次革命战争高潮的组成部分,即把革命高潮时间拉长,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到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合起来算为一个革命高潮。(注:苏双碧: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 1985年版,第329页;)

一九七六年以后,随着对“四人帮”影射史学批判的深入发展,《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为代表的反动倾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文章,不仅揭露和批判了戚本禹等在义和团“研究”中包藏的险恶的政治用心,而且也批驳了他在学术上的一系列谬误,在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也有的文章,对建国以后义和团研究中一度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新的探索。尽管有些看法在史学界可能产生很大的分歧意见,但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友好而激烈的论争正可以把研究推向深入。

洋务运动在始初阶段,曾经得到各方面进步人士的一致拥护。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实际上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或支持者,即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某些批评,基本上属于条陈或建议的性质。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中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倾向,或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转化,或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中法战争的失败,把洋务运动的纸老虎戳了一个大洞。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开始被一些进步人士所觉察,它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外国侵略势力深入的反动作用的一面,逐渐显示出来,于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指摘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们批判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说:有其体才能有其用,牛以负重,马以致远,如果以牛之体而求致远之用,以马之体而求负重之用,结果只能是“两撅”而已。这样,维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务思想的樊篱,不是枝节的改革,而是根本的改造。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呼声。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事实证明,枝节的改革不能救中国。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刺激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于是,维新思想大发展,并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推动下,迅速掀起了维新运动的高潮。

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什么?综上所述,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一次革命运动,但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

2、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建国以来, 关于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大致说来,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只是单纯的反帝斗争,而不具有反封建性。李侃认为,“义和团并不反封建主义,也没有提出要推翻封建政权和改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并且义和团并“不是把清朝统治者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决心把它推翻,而是把它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去加以扶持”,所以,义和团运动并不具有反封建性,只是单纯的反帝斗争。(注:李侃:关于研究义和团运动方式的几点意见,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史国瑞认为,虽然义和团与清军官兵发生了冲突,但是这些斗争仍然属于反教的目的的,都是灭洋反教的被迫自卫,不足以表明它的反封建性。(注:史国瑞:评义和团反封建说人文杂志1980年第二期;)冯士钵也认为,义和团斗争的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注:冯士钵:义和拳·义和团·扶清灭洋、历史教学,1980年第七期;)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的八十周年,一个义和团研究的新高潮已经到来。山东等地正筹备召开大型的义和团学术讨论会,一批义和团研究的专着,如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历史研究所合编的《义和团运动》等正在加紧排印中。

维新运动首先是作为爱国运动而彪炳于史册的。一八九五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康有为联合全国各省进京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向皇帝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标志着维新运动高涨的起点。这次“公车上书”,完全可以和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示威游行相类比。“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传播了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维新派奔走呼号,救亡必须维新,维新为了救亡。他们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媚外卖国。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变法维新的前提和目的,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如再徘徊迟疑,四万万中国人即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是这个救亡的号召,使维新运动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高涨起来,并得到全国上下广泛的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的每一步进展也都是和当时的民族危机紧相联系的。在由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掀起的瓜分狂潮刺激下,维新运动随即进入了最高潮——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维新”。

第二种意见认为,义和团不但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还反对封建主义。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义和团“在某些地方也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阶级”,翦伯赞也认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因而它本能的带有反封建的性质。”(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五期;)荣孟源则认为,“义和团在农村打击地主,抗租抗粮,正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朱金甫、庄建平认为,山东义和团对抗官兵, 浴血奋战,所付出的代价决不比在反帝战斗中少,怎么能说“义和团只反帝而不反封建呢?”(注: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存〉述略,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史思群认为,“义和团原来是反封建的革命组织,后来转向反对帝国主义。”(注:史思群:论义和团反帝国主义斗争,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张毅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民族战争同时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注:张毅:山东史学集刊,1983年第一期;)

三十年来的义和团研究,特别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一九六五年一段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归结起来,就是基本上扫荡了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在义和团问题上制造的重重迷雾,恢复了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本来面目。

维新运动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救亡是维新的前提和目的,维新则是救亡的内容和办法。为了团结维新志士,造就维新人才,推动维新事业,维新派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活动。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搞得热火朝天。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一八九五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会、学堂、报社就有五十一所,其中学会二十四所、学堂十九所、报社八所。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则说,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七年,仅报纸一项即从十九种增加到七十种。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五页)欧榘甲描述当时情况说,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被介绍进来,“恪守祖训”、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从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第三种意见居于两者之间,认为义和团运动主观上并不反封建主义,但客观上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刘大年认为,义和团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封建,但客观上它是勇于反封建的。陈振江认为,义和团反帝是第一要务,反封建居次位,各地义和团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反,有的不反。(注: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辩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胡绳则认为,“农民并不是不反封建,问题在于农民的落后地位决定了农民阶级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很恰当的结合起来。”(注:胡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有的同志认为,“反封建”有个标准,主要是指反对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或经济剥削,不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来苛求农民。(注:戚其章:关于义和团评价的若干问题,东岳论丛1980年第四期;)

一九○○年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派纳入血泊以后,五十年中,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学者在他们的着作和论文中,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了无以复加的歪曲和污蔑。他们否认义和团爆发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而归结为中国农民传统的“迷信心理”和“排外心理”。例如:梁启超认为农民“排外心理”遇到了帝国主义瓜分的“间缘”;农民的“迷信心理”遇到维新运动的“亲缘”,于是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未集第十六册》123—124页。)。罗元鲲则认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遗传之心理”—— “排外的”和“迷信的”和戊戌变法造成的顽固派的对外人的“恶感”(罗元鲲:《中国近百年史》上册,239页,249页。)。蒋廷黻和肖一山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封建顽固派的“仇外心理”和民间的“自信有鬼神保佑”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否认义和团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而将其污蔑为丧失理性、盲目排外的“团匪之祸”。他们抹煞义和团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伟大历史功勋,把八国联军的侵略、辛丑和约的签订统统归结为义和团无端招来的灾祸。梁启超认为义和团运动暴露了中国抵御外侮力量的孱弱,造成了列强共管中国的可能性(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未集》126—127页。)。陈恭禄认为义和团“违背了国际公法”,破坏了中外“友谊”,降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所以没能瓜分中国,根本不是义和团的功劳,而是由于各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互相忌嫉”造成的(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507、525、547、557页。)。

凭借着救亡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浩大声势,维新派博得企图“重振乾纲”的帝党官僚的青睐,并迫使最顽固、最腐朽的后党势力暂时退让,演出了维新运动的最后一场重头戏——戊戌变法。这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按照康有为的设计,这场具有政变性质的变法是企图依靠皇帝的威力,通过增设新衙门由维新派掌握实权,保留旧人物的虚位虚衔以减少阻力的办法来完成的。在中央,设立制度局总揽新政大纲,并设立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分管各门事务;在地方,每道设立民政局,每县设立民政分局,督办各项新政。“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巨而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这就是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述的根本方案,即所谓“变法之原”。这是企图从顽固势力手中夺取政权的方案。光绪皇帝出于“不甘作亡国之君”,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擢用维新人士,颁布变法诏令,力图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给民族资产阶级某些民主权利,予资产阶级文化事业以合法地位。“百日维新”在全国范围内把维新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自然,以为守旧大臣“无失位之惧”便不会反抗,只不过是维新派的一厢情愿。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人士,企图把封建顽固势力挤到一边,执掌政权,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顽固势力是不会甘心去坐冷板凳的。他们结集在西太后的周围,伺机而动,一举扑灭了新政,结果是光绪皇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等“维新六君子”被杀。

3、义和团运动排外问题。关于义和团排外问题, 解放后的一些论着对此作了具体科学的分析。然而,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批评义和团的人往往过分强调义和团的“排外”问题而无形中贬低了它的革命性;赞扬义和团的人却只强调其反帝爱国的革命本质而避开排外主义问题,或者将两者分割开来,否认其联系。因此,在这一问题上至今亦无定论。王致中认为,义和团笼统排外表现为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新生事物,“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张玉田认为,义和团的落后性“主要的表现则在它的笼统排外主义的斗争目标,”不仅对洋人进行斗争,“对国内与洋人有关的人、物、事也不加区别一律打击。”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持相异观点。朱安东认为,义和团排外虽然与农民的小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阶级局限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引起的,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注:朱东安、张海鸥: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二期;)何若钧认为,义和团“排外”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地主阶级盲目排外思想;(注:何若钧:义和团思想论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吴剑杰认为义和团“受历史的限制,只能达到那么高的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只能采取那样的竞争。”(注:吴剑杰: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武汉大学学报史若民认为,“排外”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封建专制统治集团,与农民阶级无关”。(注:史若民:义和团仇洋灭教、排外思想探渊,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程啸则认为,“排外”是由于义和团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再加上封建顽固派乘机冒充“灭洋”的政治代表,用“攻异端”,“卫圣道”的陈腐观念来煽动,“从而使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行为更加恶性膨胀。”(注: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在路遥的《义和团运动》中有孙祥民的观点,即笼统排外“是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尖锐激发起来的正义反抗。”也有丁名楠的观点,即“反帝”和“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该肯定,“排外”是愚昧落后的标记,但“对于它既不能苛责,也不能替它辩护。”

解放后,我国史学界的学者们,根据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实践经验,针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和污蔑,着力研究了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性质和历史作用等三个问题,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结论。这些经过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和研究得出的结论,直到今天也依然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综上所述,维新运动作为救亡爱国运动,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实质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

4、义和团迷信色彩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大部分同志都承认义和团的迷信色彩。但是,却在具体的评价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范文澜,翦伯赞认为,因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不可避免的要带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来作为其斗争的精神武器。(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五期;)一个美国学者认为,义和团利用宗教迷信来演练自己的礼仪活动,是“义和团宣传自己和扩充队伍的基本手段。”周锡瑞:民众文化、政治戏剧与义和团运动,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程啸认为,这种教门信仰和正统神权庞杂交错的信仰意识对于“农民反侵略力量的勃兴和凝聚起过催化作用,但同时又窒息了这支力量的健康发展,成为导致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注:程啸:拳民意识与民俗信仰,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三期;)孙祚民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色彩,虽然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却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注:孙祚民:义和团运动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文史哲1991年第九期;)陈振江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落后性,已从早期“打击个别的教会,教民,教士等狭窄的圈子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瓜分和不平等条约方面,”是一种进步。 (注:陈振江: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 历史教学1991年第六期;)以廖一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主张对义和团的封建迷信的评价应一分为二。他们认为,在运动初期,义和团的宗教迷信对于集聚力量,鼓动群众,严明纪律起过积极作用,可是后来却起了相反作用,模糊了起义的理想和腐蚀了群众的斗争,它宣传的“刀枪不入”给义和团造成了很大损失。杨天宏认为,当时民众知识能力低下,是吸引人民参加的主要手段,就连“西太后也信以为真,乃对洋宣战。”(注:杨天宏:义和团“神术”论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五期;)乔还田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比起他们负担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流来,毕竟是支流末节,”并且,“在迷信的背后,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这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主义精神。”(注:乔还田: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文汇报1986年10月21日;)

范文澜、胡绳、翦伯赞、黎澍、刘大年等同志,在他们的论文和专着中,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武器,通过对大量的义和团史料的分析,令人信服地以历史解释了迷信,使义和团兴起的原因从“迷信的”和“排外”中解放出来。他们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成为义和团运动一切问题的轴心。当广大农民面对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日趋加剧的“领土掠夺”和“经济掠夺”,面对清王朝的暴政所造成的“无情的搜刮”,和“广泛的水旱灾”而无法生存的时候,深入中国穷乡僻壤的帝国主义传教士更是无恶不作。他们“侵犯主权”,“霸占田产”,“包揽词讼”,“逞凶杀人”,“勒索赔款”,“充当间谍”。由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就在反洋教的旗帜下爆发了。

李时岳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总体上考察,维新运动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维新派的进步作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没有立即消失。谭嗣同的《仁学》后半部,被改名为《君祸》,由革命派刊行。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严复精心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长期以来,把维新运动说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是不确切的。维新运动显然不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它并不是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只是采取了企图通过政变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形式,即改良的手段。不应该把改良和改良主义混为一谈。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进步作用”,更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④]

二、关于“扶清灭洋”口号

“六十年来几战烽,推原祸始阿芙蓉。后庚子接前庚子,忍辱伤心到九重”。义和团运动时代的一些爱国者,也已经接触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有些清朝的封疆大吏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如山东巡抚毓贤的奏折中就指出教民“欺压平民”、“日见鸱张”、“横行乡里,鱼内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肆虐太甚”等是“酿成巨变”的原因。甚至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也承认:“列国无故分据中土”,“当设铁道时,毁坏坟墓,拆卸民房”,“基督教民倘犯不端,皆极力袒护”(《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报告》,见《义和团》第四册43页。),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义和团的大量揭贴、告示以及他们的实际活动,更集中揭示了这个问题:“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黎民百姓,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义和团告白》转引自戴玄之《义和团研究》,48页。)。“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窃有天主教,……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币,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民痛恨”(《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07、508页。)。“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07、508页。)。显然,义和团运动是被“洋”和“官”逼出来的。侵略引起反抗,奴役诱发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一条根本规律。至于斗争采用何种形式,斗争能否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尽管“迷信蒙昧”和“笼统排外”的倾向,在义和团运动中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能用历史去对它进行科学的说明。用“迷信心理”和“排外心理”去解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大量的是出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故意歪曲,也有一种是偏重表面形式的皮毛之见。

陈旭麓从他的社会历史“新陈代谢”的观点,看待戊戌维新,指出:“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没有发动群众,也不触动社会基础,只是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就其趋势来说,它打击封建顽固势力,策划君主立宪,最终想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只是限于改良”地维护旧制度,而是一个要求作较大革新的改良运动,与改良主义迥然不同。它之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说明了这一点。”[⑤]

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普遍提出了“扶清灭洋”、“保清灭洋”、“顺清灭洋”一类大致相同的口号。然而,关于此类口号的一些具体问题,却在史学界引起很大争论。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尽管直到现在对于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问题还有种种不同的观点,但对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还是得到史学界大多数同志的公认。大量的专着和论文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发。一九六○年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时的大部分文章都集中在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上。翦伯赞同志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1958年5月号《历史教学》。)。范文澜同志指出义和团“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侵略者”。刘大年同志认为义和团“以反帝国主义为己任”,“是它的鲜明特色”(刘大年:《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2页。)。黎澍同志则认为“义和团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个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义和团参加者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黎澍:《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第5页。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纪念论文集》第5页。)。这些论点无疑都是正确的,因为它抓住了义和团运动的本质。这有大量的历史材料做证明:“本义民但诛洋人,非叛国家”,这是义和团自己的宣言。“义和团但仇教,不扰民”,这是目睹义和团运动的封建官吏的记载。“拳民之旗帜,已飘扬于空中,鲜红之布,大书‘扶清灭洋’四字,仿佛吾欧人之血所染也”(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卷二,207页。)。“情形很是危险,义和团运动日见发展,假若天津联军阻止他们失败的话,那么就可以伸展到中国的南部而变成一个全国的运动,以致造成了驱逐或杀害内地所有外国人,和毁坏了整个的国外贸易”(《英国篮皮书——议会文件》,见《义和团》卷三,524页。)。这是与义和团对阵的帝国主义的供状。“京城内外,奉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洋兵麇集津沽,中外衅端已成”,这是《清德宗实录》对于一九○○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整个形势的概括。

李时岳后来又撰文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与陈旭麓的观点十分接近。他说:“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是从地主、官僚、商人转化而来的,形成过程中自然会带有原来所属阶级的胎记。但重要的不在于“半地主”,而在于“半资产阶级”,即向着新兴社会势力的转化、前进。维新志士大多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但都是多少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振兴中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倡导和推行资产阶级的改革,和封建守旧势力进行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搏斗。维新运动不是可有可无的历史过场,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准备阶段的重要环节。在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尚可指望的时候,人们是不会轻易走上暴力革命道路的。他们充当了这个时期不可缺少的先行者角色,为推进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⑥]

1、“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 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认为,“扶清灭洋”是朱红灯提出来的,是为了“要吸引反洋教群众加入义和拳,改提‘扶清灭洋’口号”的。(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李俊虎认为,义和团一面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要反抗清政府的镇压,这样会给斗争带来更大的阻力,也增添了不少困难,于是,义和团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树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号的。(注:李俊虎:试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历史教学1963年第二期;)戴逸则认为,“扶清灭洋”是毓贤提出来的,他说,当山东巡抚发现自己的腐朽的军队不能消灭汹涌的革命势力,就“转而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的民间组织,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来代替‘反清灭洋’”。(注:戴逸: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人民中国1955年第十三期;)廖一中等在《义和团运动史》中称:鲁西北义和团“一八九八年十月在冠县蒋家庄首先提出了‘助清灭洋’的口号。”陆景琪认为,“一八九八年春,四川大足县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就打起了‘顺清灭洋’的旗号。”(注:陆景琪: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山东大学学报路遥也同意这个观点,但认为是在一八九八年七月提出来的。(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吴思欧和陈瀛涛则更具体的说,这口号是四川大足县余栋巨提出来的。(注:吴思欧:略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陈羸涛:第一次提出“灭洋”口号的余栋臣,文史知识1982年第十一期;)而戚其章和王如会等则认为,“扶清灭洋”是大刀会提出来的,(注:王如会:甲午战争和山东大刀会的兴起,东岳日报1984年4月7日;)是由大刀会“兴华灭洋”的口号演变而来的。(注:戚其章:“灭洋”口号的由来,光明日报1984年4月7日;)

当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血腥的侵略战争,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出“痛剿拳匪”的上谕向帝国主义投降,当洋务派大官僚们以“东南互保”与帝国主义“敦睦友谊”的严峻的历史关头,只有义和团及其影响下的爱国官兵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抵抗。他们以血肉之躯搏击洋枪洋炮的战斗场面,他们那种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是使帝国主义的豺狼们也感到惊惧和震恐吗?如果把这种精神完全归之于“蒙昧”孕育的“迷信”,历史就成了神灵的创造物了。

以往对由维新派演变而来的立宪派,也是一概骂倒的。解放思想则必然引出对立宪派及其运动的重新思考与评价。章开沅等人撰文说,立宪派不是要维护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是要实行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政体。就这一目的而言,立宪派和革命派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在手段、方法上。立宪派采取请愿的合法斗争方式来迫使清王朝对资产阶级开放政权,这与革命派采取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是有所区别。相比之下,前者温和,后者激烈;前者保存的封建残余较多,后者较少,两者有激进与缓进之别。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年以前为第一阶段,两派之间的政治关系没有明显的分野。尽管革命派已经进行了两次武装起义,但与维新派仍保持良好关系。从20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前夜为第二阶段,两派的关系逐渐破裂进而势不两立,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公开论战。但这种矛盾只是同一阶级的不同政治派别在阶级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的矛盾。武昌起义后为第三阶段,立宪派纷纷倒向革命派,这是阶级利益的共同性和政治目标的一致性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共同斗争的结果。[⑦]

2、“扶清灭洋”口号的内涵。一种意见认为, “扶清”是扶保中国的意思,“灭洋”则为排外。丁名楠认为,“当时的农民分不开清廷和国家的关系,清朝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中国”,“灭洋”可解释为排外。(注:丁名楠:义和团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荣孟源也认为,根据义和团的告白中的“保护中原,驱逐洋寇”类似的口号可以看出义和团的“扶清是扶保中国”。(注:荣孟源:义和团运动评价管见,东岳论丛1980年第二期;)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五年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讲话时指出,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就洗掉了一批买办资产阶级学者加在义和团英雄们身上的最大的污垢,使义和团彪炳日月的伟大历史功绩得到了应有的肯定。这使义和团英烈们的崇高形象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的金字互相辉映,永放光茫。事实上,正是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阻止了长期酝酿的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中国在近代之所以没有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是保留着一半独立之权的地位,根本原因既不是帝国主义的善心,也不是由于列强各国的矛盾,而是因为有义和团这样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英勇斗争。这个基本事实,是当时手握屠刀的帝国主义分子们也承认了的。联军统帅瓦德西向德皇报告说:“皇上诚然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吾人在此有一事不应忘者,即中国领土之内,除开西、北两面之不计外,其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于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复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于中国之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机,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至于中国之所有好战精神,尚末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失败,只是由于武器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义和团》第三册,86—87页。)。“无论欧美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左原笃介:《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第三册,244页。)。“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凡有意开通中国之人,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王其榘:《有关义和团舆论》,见《义和团》第四册,249页。)。在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坦白自供面前,那种认为义和团的历史作用不是那么伟大,甚至给中国带来灾祸的观点,是不攻自破的。赫德的一段话更值得我们深思,他说:“盖中国人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醒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虽此次初起,无人才,无器械,一败涂地,然其始羽檄一出,四方响应,非无故也。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游漫全国,他自必有义和团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之志者”。连这些深知中国内情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承认义和团运动标志着和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可见把封建蒙昧主义的概括加在义和团头上是很过份的。起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大骂义和团的蒙昧,但到后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也承认了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孙中山说:义和团“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借,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724页。)。这都说明义和团运动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运动,而不是封建蒙昧主义的运动。

随着对改良派认识的转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戊戌维新时代的人物研究在史学界、哲学界吸引了更多学者的注意力,其中李泽厚对梁启超的评价颇有代表性。李撰文说,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应予基本肯定。其理由是: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这段时间虽短,但却非常重要。因为他在这一时期中,对一代青年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中,梁启超根据自己当时吸取和了解的西方思想学说,结合中国的情况,通过他特有的流畅明白、“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向广大青年介绍了西方各种理论学说和一整套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思想和社会道德观念。他所办的《新民丛报》,虽在清廷的严禁下,仍然畅销国内,销数高达一万数千册,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足见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完全符合了人们的需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也就成为当时这些青年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包括鲁迅和郭沫若一代人都受过他这种启蒙思想的影响。因此,对“这种启蒙工作的意义不应低估,它构成当时人们思想发展前进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在政治上,它铺排了一块由不满清政府而走向革命的思想跳板;在观念上,它安排了由接受初步启蒙洗礼而走向更开阔更解放的思想境界的媒介”。所以,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初兴时期在启蒙思想和学术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⑧]

以廖一中等学者认为,“扶清”包含扶保中华和扶保清朝双重内容,而“灭洋”则是反帝与笼统排外的统一体。(注:廖一中: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文海也认为,“在当时,‘清’字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朝廷,政府;另一是指大清国,即中国。”(注:李文海:义和团“扶清”口号的双重含义,人民日报1982年第五期;)陈月清认为,“义和团的‘扶清’包含有“扶保中华’和‘扶清”双重内容,”而“灭洋”除了反之外,也有笼统排外的意思。(注:陈月清: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

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义和团的子孙们继承着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终于在五十年后在五星红旗下以及更高的形式完成了义和团英烈们未竟的事业,把近百年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一切侵略者赶了出去,用头颅和鲜血洗雪了我们民族百年的耻辱。以今天的水平看不管义和团运动有多少缺点、错误,充满多少幼稚可笑的东西,但它使中国免于瓜分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那不计成败、生死以之的反抗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精神确实是伟大的,是永垂不朽的。中国人民虽然应该毫不怜惜地抛掉义和团运动中许多落后幼稚愚昧的东西,但作为它的子孙更应该把那种不朽的爱国精神继承和发扬下去,自强不息,不甘落后,才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鼓吹历史的黑暗面来制造现代迷信,制造混乱,迫害革命者是反动的;否定历史的光明面,也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关于义和团运动研究 在“文革”史学中,戚本禹等人把义和团运动完全用于现实政治斗争,所以反思也由此起步。左步青、章鸣九在《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说,19世纪末叶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的广大群众在反帝斗争中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但是必须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在阶级社会中,这种革命变革突出的标志,便是政权由旧的统治阶级转到新的统治阶级手里。义和团运动是不是具备这种性质的历史事件呢?显然是不具备的。义和团运动的最主要缺点,就是它只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反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甚而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淹没了农民运动本应具有的自发的反封建本性,并终于被封建顽固势力所利用,成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牺牲品。义和团运动从来就没有提出一条改变封建制度的道路来。[⑨]他们的观点,即不同意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一次革命,这便涉及到了由“三次革命高潮”说建构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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